因此，其严重性可能被低估了，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可能受到严重拖累，欧、美、日在2008年的GDP增速均将低于2.8％，外部需求的萎缩对我国也会形成一定的负面冲击。
到目前（2007年）为止，还没有权威性的统计资料系统地说明中国的私有化进行的实际情况。在这篇文章中，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被婉转地说成了所谓的国有资产转让。
在这样的大企业中，不仅经营者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而且从其最底层的工人开始，几乎每个劳动者都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诸如此类的经济政策一直在加重国有企业的负担，从而加剧了国有企业的困境，它对国有企业的困境也要承担重要责任。这些人鼓吹私有化的理由是，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企业经营者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必然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私有化的程度不同，效果就不同，推动各地区之间开展私有化的竞赛。造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亏损比例高的最后一个原因，是20多年来的经济政策系统性地虐待大多数国有企业。
为了形象化地表达他们的这种观点，中国的私有化势力还提出了一系列标语口号：——不求性质，但求作用。一个股份制企业可能由它的某个大股东经营，也可能由职业的经理人员经营，但是几乎在任何股份制企业中，都会有一大部分股份的持有者不参加该企业的经营。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这种以产权改革和改制为旗号的公有企业私有化运动，在中国已经肆虐了将近20年。
真正彻底地按照中国私有化的鼓吹者们的逻辑进行推理，坚持经济人假设，坚持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不可能有效率，那就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任何私营企业，只要它不是纯正的个体户，而是在出资人以外雇用了多个员工，它就一定是低效率的，因为这个企业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如果加盟的非公资本所有者并不自己来经营他加盟的企业，则这种企业的经营者仍然是在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他们借口实行企业改革，否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将公有企业的改革片面地曲解为公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并冠之以企业改制的称号，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改制的旗号下，大规模地、全面地将公有企业私有化。这些论述说明，将国有企业说成是冰棍和烂苹果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总而言之，只要一个企业的经营中使用了不属于其经营者私人所有的资金，其经营者就必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这个企业中就必定会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对任何私营企业也都是如此。恰恰按这些私有化鼓吹者们的逻辑，这种企业也不可能有效率。
什么形式性质都无所谓。而那些在中国鼓吹私有化的人宣扬这种论调，则是为以全面私有化消灭国有企业作舆论准备。但问题在于，按照假设，企业经营者是经济人。——（对私营企业，）你办厂，我就业。
——在这种气氛下，政府官员把完成私有化的程度当成了政绩，为完成改制任务而以一切不正常手段推动改制，各种损害人民财产和职工利益的做法因此产生。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经营环境千变万化，突然的宏观经济冲击、行业特有的问题以及经营者的一时失误都在所难免。这种错误的经济政策表现于在20多年中一贯对国有企业竭泽而渔，而这种对国有企业竭泽而渔的政策，又集中体现在超比例地向国有企业收税上。这必然使所有的公有制企业的经营效益进一步下滑。
在从花谁的钱办谁的事方面寻找私有化的理由上，中国私有化的鼓吹者们还有一个最恶劣的手法，那就是抹杀企业中广大员工的存在，拒不把对于花谁的钱办谁的事的讨论使用到企业的广大员工身上。（王东京（2007））这一套胡言乱言把中国的私有化鼓吹者们的思想逻辑倒表述得清清楚楚，也把他们观点的逻辑混乱表现得明明白白。
他曾经作出一个著名的分类，区分了花自己的钱还是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还是办别人的事，将它们组合成四种情况，来说明在这四种情况下自私的人的行为后果。——他们逃避中央和人民群众的监督，采取先作后说、做了再说、做了不说，不宣传，多批次地卖，退，静悄悄、造成既成事实的欺骗手段，把公有制企业私有化。
集中在短时间内大量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一方面由于时间仓促而必然造成操作上的一系列不规范行为，由此而压低公有企业的出售价格。按照这个定义，那61163家企业中有17126家在1998年是国有企业。该文说，国企改革实行过利改税、承包制和股份制改造，效果均不理想。正是为了避开人际信任度低这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的障碍，中国才需要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以政府的力量集聚技术人才和资金，研究、开发、学习和采用先进技术，建立和经营大企业。这些人鼓吹私有化的理由是，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企业经营者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必然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迄今为止，全世界的私有化鼓吹者都没有作出任何无可辩驳的论证，说明为什么一定要把公有企业全都私有化才能增进人民大众的福利。
有些私有化改制的鼓吹者打着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变为股份制企业的旗号，但是实际上主张的仍然是将所有的公有企业都变为由私人股东控制。——产权至上，以卖为先。
他们也从未提出过无可辩驳的论证来说明其私有化主张的正确性。张五常则曲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说，断言人都是自私的，因此企业不归其经营者所有就不会有效率。
从十几年前起，中国的私有化就大都采取了实行股份制的形式，许多人想通过股份化这条迂回的道路来实行私有化。国有企业的企业经营者恰好对应第四种方式，则不难理解国有企业中更容易出现委托－代理问题。
但是，坚持在中国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势力却利用并煽动这种非理性的思潮，在最近20年中展开了裹挟甚广、混乱无序、破坏性很强的私有化行动。第二节 私有化行动的舆论准备为了给私有化的行动作好舆论准备，中国的私有化势力大造私有化舆论，使鼓吹私有化的谬论和荒诞口号满天飞。在形成了这样的舆论和风气的基础上，中国的私有化势力进一步制造出消灭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实行全面私有化的舆论。要既讲节约又讲效果就必须私有化，让企业经营者花自己钱办自己的事。
在这种系统、完全地私有化改制的方针指导下，一种不管怎样也得进行私有化改制的情绪笼罩了所有的公有制企业。特别是最近20年中，坚持走资本主义化发展道路、追求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势力，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理论武器，在中国也屡屡掀起了私有化的浪潮。
按中国的私有化鼓吹者们依据花谁的钱办谁的事的思维方式所作的推论，这些私营企业都不可能有效率。中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制的情况到底如何，这本身就是一个有待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白重恩等人把实收资本百分之百属于国有资本（国家资本金和国有法人资本金）的企业定义为国有企业。我们最近十几年中讨论的私有化问题，并不涉及是否让私人经营只宜于由真正的个体劳动者经营的企业，而是围绕着是否要将需要有大批员工一起工作的公有企业私有化。
——脱胎换骨，国退民进。他们为私有化制造舆论的第一步，是抬出经济效益第一的标准，抹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必要性。极而言之，只要企业没有完全变成由其经营者个人私人所有，特别地，只要企业还保有一部分国有股权，企业的经营者就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造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亏损比例高的最后一个原因，是20多年来的经济政策系统性地虐待大多数国有企业。
要使这种企业有效率，就应当让企业使用的所有资金都归这个私人经营者所有——而这也正是这些鼓吹让非公资本加盟投资国有企业的人最后所要达到的目的。那些在1998—2003年都有数据的企业共有61163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亏损的比例高于60％，但是这不能证明中国国有企业没有效率。根据白重恩等人的分析，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改制国有企业占1998年国有企业的比例排序，改制比例最高的三个省份依次是江苏（45.44%）、山东（31.38%）和四川（31.16%），而改制比例最少的三个省份依次是天津（4.23%）、贵州（5.36%）和西藏（7.14%）。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因素也在起着将国有企业变成冰棍和烂苹果的作用，它们使现存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恶劣，继续不断亏损，但是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产生于国有企业的公有性质，有一些因素反而是由私有化的经济政策导向造成的。在剩下的15496个1998年的国有企业中，有12630家（占81.5%）企业直到2003年都一直保持着百分之百的国有资本，而其它的2866家企业则在此期间实行了一定程度的私有化改制。
